目前美国普遍流行的几本行政法教科书中，也没有找到对此内容的阐述。

中纪委与监察部自1993年开始即已经合署办公, 但二者一个是委员会、一个是部, 并未因此产生任何不便。[22]监察权和所有其他国家权力一样, 来自于人民、属于人民, 也必须服务于人民。

因此, 《监察法》 （草案）的这一方案也并不可取。三、人民监察院名称的可行性 笔者认为, 应当将我国未来的国家监察机关称为人民监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的名称中尽管没有最高, 但《宪法》也明确规定二者分别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由于全国和国务 （或中央）已经可以凸显这两个机关的最高性质, 因此不必在名称中加以体现。毕竟, 合署办公的前提是法律上存在两个机关, 否则就不是合署办公而是完全的一体化。[2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毛泽东文集》 （第5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第135-136页。

由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行政监察机关目前均实行独任制 （首长负责制）, 我国未来的国家监察机关在领导体制上应当也是采取独任制 （首长负责制）, 沿用委员会的名称也可能延续名实不符的问题。[15]目前在我国法院、检察院中即设立有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 法官、检察官在司法工作中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可以作为参考。四、迈向户口登记的法律治理与人权保障 黑户的政策治理模式实际是我国目前整个户口问题治理模式的一个缩影。

提交计划生育相关证明就是地方为贯彻计划生育政策而附加的一个条件。但实践表明， 中央政策既没有防止黑户问题的产生， 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2016年国务院通过《意见》推行的户口登记政策也不例外。由于获得户口登记并没有成为一项权利， 更没有成为一项政府必须保障的人权， 因而政府在法律上并没有确保公民个人获得户口登记的义务。

农村以合作社为单位发给户口簿;合作社以外的户口不发给户口簿。摘要：获得户口登记直接涉及个人人格和身份应获保障的基本人权， 而黑户问题的存在使得很多公民的这项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

不仅无法乘坐飞机、高铁等现代交通工具， 也无法登记结婚， 无法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选举权、社会保障权等权利， 上学、就业、就医等也会遭遇极大的困难。目前以合法收养为条件的户口政策虽然具有较大的合理性， 但无法彻底解决非法收养问题仍将导致很多无辜的儿童难以获得户口登记。2015年2月15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深改组) 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提出要落实无户口人员落户政策。因此， 《意见》将致力于消除人口户口登记中存在的各种政策性障碍。

《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在我国， 不合法收养是造成儿童黑户的一个重要原因。《条例》第2条将进行户口登记视为一种公民的义务而不是一种个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关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工作意见的通知》再次重申， 对其中未申报户口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 要准予登记， 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

1989年《国务院批转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关于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工作报告的通知》就指出， 当前， 公民和一些行政管理部门执行户籍法规的观念比较淡薄， 不按规定申报、登记户口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据调查资料推算， 全国每年出生婴儿不申报户口的至少有三、四百万。对于这种户口登记条件， 有的地方不仅通过公安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予以确认， 还通过制定更具权威性的地方政府规章乃至地方性法规予以规定。

如果按照中央的户口登记政策， 大部分黑户问题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应该出现。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 地方性法规只有不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义务， 而没有不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相抵触的义务。

事实上， 我国不仅存在户口问题的基本法律， 而且户口问题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通过法律进行规范的领域之一。由此可见， 目前大城市普遍严格限制外地户口 (包括其他城市户口) 迁入的政策实际上是违反《户口登记条例》规定的。但现在的问题是， 除部分人因为户口意识不强不去主动登记而导致黑户外， 更多的黑户是由于国家机关给公民的户口登记设置难以具备的条件所致， 而不是因为公民不想去履行户口登记的责任。其次， 《户口登记条例》应特别强调政府有义务保证所有儿童在出生后都将获得户口登记。因此， 《意见》确实有望在较大程度上解决基于计划生育政策或收养政策而积累的一些黑户历史遗留问题。中央政府治理黑户政策效果不彰， 既与地方政府在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方面面临的重大压力有关， 也与户口制度本身被附加过多的福利价值有很大的联系。

因此， 除非个人获得户口登记的权利得到法律保障， 否则很难保证地方政府不会像过去一样以个人违反某项政策或法律为由再为户口登记设置新的障碍。此次中央政府在解决黑户问题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决心， 并且二胎政策的放开在很大程度上也消除了地方政府阻碍户口登记政策落实的动力。

2005年儿童权利委员会针对中国政府的第二份报告虽然赞赏为解决儿童不办理登记问题已做出的重大努力， 但委员会仍感关切的是， 部分由于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并非所有儿童都在出生后立即系统办理出生登记， 格外受此影响的是女童、残疾儿童以及出生于某些农村地区的儿童。例如， 根据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1958年关于户口登记条例草案的说明， 制定《户口登记条例》的目的既是为了落实1954年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也是为了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3]。

政策治理模式的最大缺点是， 作为政策载体的规范性文件效力等级过低， 本身并不具备法律的权威性， 无法防止地方通过立法的方式对户口登记条件层层加码， 对违反中央政策的地方立法也无可奈何。《户口登记条例》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户口登记。

虽然我国制定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12-2015) 》并未将解决公民户口登记权利保障问题纳入其中， 但《意见》的实施无疑成为近些年来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最显著进步。与很多人的印象不同，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的《意见》并不是中央政府第一次提出解决黑户问题， 恰恰相反， 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老调重弹。这就导致很多儿童黑户问题， 从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合法权益。这样做既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 也有助于各项户口改革措施在全国得到贯彻实施， 有效防止户口制度再次走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老路。

再次， 为了确保个人户口登记权利的实现， 还有必要在法律上规定儿童监护人为儿童进行户口登记的法律义务和责任。根据《条例》第10条的规定， 对于户口迁移的限制主要限于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或者公民迁往边防地区。

这个规范性文件直接涉及1 300余万无户口公民的基本权利， 对于提高我国人权保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各地普遍采取的以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户口登记条件的做法完全是长期扭曲中央户口登记政策的结果。

《条例》虽然规定了某些限制迁徙的措施， 但其限制绝不像现在那样范围广泛。《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4条特别确认:所有儿童有权享受家庭、社会及国家为其未成年身份给予之必需保护措施， 所有儿童出生后应立予登记， 并取得名字， 所有儿童有取得国籍之权。

然而， 在当前不断推进的户籍改革过程中， 并没有看见相关法律的踪影。不仅如此， 即便是2006年《大连市实施〈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办法》这样的地方政府规章， 根据《立法法》其制定的依据也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而不包括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2015年我国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后， 地方政府以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为由限制户口登记的动机大为减弱， 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户口登记政策的实施就一定会畅行无阻， 毕竟2016年的《意见》仍然与以往的诸多文件一样， 只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政策性文件而已。根据法律规定， 弃婴本应由民政部门充当监护人并由其交给合法的福利机构进行照料， 非法收养的行为也应由民政部门及时进行处理， 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民政部门对非法收养行为经常没有能力 (因缺乏足够的福利机构) 或者难以直接进行处理 (如在儿童与非法收养人或收养机构已建立起亲密的家庭关系后， 如果将其领走就会对儿童的成长非常不利)。

政府应本着最有利于保护儿童利益的原则， 防止因监护人的合法性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导致儿童无法获得户口登记现象的出现。根据此条规定，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 学校的录取证明， 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 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户的法规。党的十八大以来， 这一问题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解决黑户问题成为当前改革的目标之一。

《意见》虽一开始即宣称依法登记户口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从理论上说也理应如此， 但却并没有国内法依据。如果不能提交这些文件， 婴儿就将无法获得户口登记。